红色教授—钱亦石(二)
来源: | 作者:zxxianan | 发布时间: 2018-07-14 | 596 次浏览 | 分享到:
两重身份一红心
钱亦石入党不久,即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董必武筹建国民党湖北临时党部。临时党部成立后,钱亦石负责宣传工作。董必武非常器重他,说“他的小心谨慎,他的处事井井有条,他的勤劳不倦,那样一种实干苦干的精神,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出来,表现出一个政治家负责的风度。”
当时武汉的革命运动处在北洋军阀的严酷压迫之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钱亦石机警沉着,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临时党部成立不久,为了试探军阀的反应,钱亦石组织了武昌高师附小三年级以上学生进行了一次游行。学生们手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小纸旗,队伍前面举着国民党的旗帜,后面是吹吹打打的笛鼓队。游行由钱亦石组织指挥,经过汉阳门、长街等热闹街道,绕了一圈,顺利结束。
1925年2月,湖北督军肖耀南病死,吴佩孚用联军司令部名义,任命其死党陈嘉谟为湖北省长,引起湖北各界人民的公愤,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日益高涨起来。这时,钱亦石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本省政治宣传大纲》。大纲历数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罪恶,吴佩孚再起后给湖北人民带来的痛苦,提出“反对吴佩孚把持湖北政权”、“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之省政府”、“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等项作为斗争目标,推动斗争的发展。民国十四年(1925)5月,钱亦石主持创办《武汉评论》(周刊),先后编辑《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专号》和《总理(孙中山)逝世纪念专号》,撰文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军阀统治。
1925年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死了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五卅”运动中,英帝国主义也制造了汉口“六·一一”惨案。
6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成立了“五卅惨案”临时指挥部,并发出紧急通告,令所属各级党部一致动员,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2日起,武汉地区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商人走上街头,举行罢课、罢工、罢市、演讲、游行等各种活动,抗义英帝国主义暴行。
11日,汉口码头工人2000余人,因英商太古公司职员殴毙中国工人而举行示威游行,遭英海军陆战队及义勇队机枪射击,死伤数十人,酿成汉口“六一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各团体组织汉案后援会,要求当局向英领事提出严重交涉。次日,各行业工人陆续罢工,各校继续罢课,商人罢市。
钱亦石知道后,会同李书城等一起悼祭死难同胞,并撰挽联:
五卅案消息传来,早知议政风云终归不免;
八十年侵略更甚,逼得中华民族死里求生。
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1925年7月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钱亦石和董必武、蔡以忱、吴德峰等共产党人被选入执行委员会。钱亦石兼任宣传部部长,主办《武汉评论》,并常以“石颠”为笔名发表时评。他针对武汉大学教授国家主义者头目李璜、余家菊攻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言论,发表《反对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加以痛斥。同时又与陈潭秋一起发动驱逐国民党右派人物、武昌大学校长石瑛的学潮,迫使石瑛辞职。这些斗争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钱亦石和董必武、蔡以忱、袁溥之、刘伯垂等五人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会上,中共中央派往大会任党团负责人的张国焘,在讨论国民党中央委员人选时,没有安排湖北的名额。在党团会议上,钱亦石据理力争,他对张国焘说,你是中央代表,要懂得各地区、每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和价值。湖北是辛亥首义之区,牺牲了很多人,作出了重要贡献。董必武跟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做了不少工作,在湖北最有威信,完全符合中央委员人选。这不是一个委员名额的问题,这是关系到革命工作的大事!经过一番斗争,董必武在共产党的推荐下,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钱亦石同董必武、何翼人三人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任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和党务干部学校校长。
从广州回武汉后,钱亦石尽力协助董必武做好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准备工作。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与仇恨。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政变步伐,钱亦石和董必武等针锋相对在湖北省党部开展了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董必武联合国民党左派改组了蒋介石任命的湖北省党委员会,于4月10日成立湖北省政府;钱亦石代表省党部起草对省政府的训令,将政府置于党部领导之下。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政变后,他为省党部起草了讨蒋通电,要求中央将蒋介石“明令免职,并派遣军队严加制裁”。同年5月31日,他在省党部总理纪念会同上作政治报告,强调“加紧反对帝国主义”、“集中革命力量打倒蒋介石”、“吸收工农群众及申小商人入党”、“党员及革命群众到军队中去”、“巩固农村革命联盟”、加强“农民武装自卫”、“肃清混入乡村农协组织的土豪劣绅分子”。他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挽救革命所作的斗争,贯彻了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但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于同年7月15日公开叛变革命,从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1926年7月13日,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闭城作困兽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事先已迁到汉口公开办公,董必武、钱亦石等组织民众,慰劳将士,支援前线,瓦解敌军,夜以继日地操劳。9月22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北伐军总治部在汉口华商跑马场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董必武主持大会,钱亦石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讲话,邓演达、郭沫若及各界代表也讲了话。会上军民欢洽,一致表示要攻克武昌城。10月10日,武昌城攻克。11月,钱亦石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名义负责起草了《湖北目前最低纲领》11条,提出了“尽力赞助工农组织之发展”,“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一切之自由”,“肃清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等政治纲领。
1926年12月,钱亦石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派,在武汉与李汉俊,章伯钧筹办革命文化图书馆,并任革命文化图书馆和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场省党部召开。钱亦石和董必武、邓演达、徐谦、张国恩、郭树勋、王延成等等七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分析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方针。钱亦石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大会宣言》、《关于党务之决议案》、《大会宣传大纲》。大会产生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于15日开第一次会议,选出董必武、钱亦石、何翼人三人为常务委员。钱亦石还兼任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校长、党义研究所教员,以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产党党团书记。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遂于1927年1月9日到武汉观察形势,窥测方向。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占据多数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蓬勃发展的湖北工农运动极为不满,回到南昌后加紧了他的反革命活动。面对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展了巩固党的权威运动。3月29日,钱亦石在省党务干部学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致词中指出,必须“打倒封建势力”,“建筑民治基础”,“绝对受党指挥”,“否则就会走反革命的道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5月30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钱亦石作长篇政治报告,分析了政变的反革命性质以及革命的形势,在政治方面提出“集中革命力量,打倒蒋介石”的任务,并提出在党务、农运等方面的应变措施。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发出通缉共产党及跨党分子名单,钱亦石在通缉之列。汪精卫“七一五”叛变之后,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钱亦石带着董必武回到了自己的故居钱家庄,在这里小住了一段时间。

走出国门寻真理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钱亦石和董必武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到达日本东京。钱亦石在这里集中精力研阅读了大量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尤其是精读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同时“十分注意收集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资料,整理归纳,分门别类,装订成册”。
并和杨贤江、董必武领导了东京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参加留学生的一些活动。如给他们讲课。和他们座谈。
   据张明之回忆:1928年3月,我们“从朋友的口中探知钱亦石先生—— 在东京化名钱谷荪——来了东京,这个消息使我们这班被关监在岛国中的同学,都欢喜得跳了起来。这是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在国内曾当过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的教授,当过中华书局的编辑,编过世界知识,同时又是上海救国会中的领袖之一,并且他在各杂志上所发表的宏论,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而他渊博的学问与救国的精神,也早已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敬仰。因此,我们几位同学,便立刻托朋友去恳请钱先生来给我们做一次国内政治情形的报告。当他听见我们的朋友传达了我们的盛意之后,便一口答应了。
为了避免日本探狗的注意和追随,我们只决定最亲近的三四位同学参加。同时,为了谈话的方便,便选择一间在早稻田大学后门的茶店的楼上招待钱先生吃晚饭。当约定的时间到了的时候,钱先生自己一个人便笑着推开门踏进来了。
   在这次招待会上,钱先生曾对我们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西安事变,第二是三中全会,第三是上海的救亡工作情形。我记得钱先生在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很详细地报告了后,在结论上说:“我们知道,蒋委员长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如果他不能出来,则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乘着这个机会,利用汉奸和亲日分子去把持中国的政权,使中国更走上投降的道路!第二,必定造成更大规模的内战,而削弱中国抗日的力量;第三,破坏国内的统一,使全国再陷于军阀割据的局面。所以蒋委员长的安全出来,实在是我们中国的大幸,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再生。”在第二个问题上,钱先生精密地分析国民政府内部的构成后说:“要国民政府立刻改组为国防政府和发动抗战,在目前未免希望过高,但三中全会已经比过去进步得多,这可以从三中全会闭幕后的宣言和发表共党的提议电文就可以看得出来。”至于第三个问题,钱先生是从“一二九”起一直报告到他离开上海时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他说话说得最多,时间费了很久,但我们每个人还是一点都没有厌倦地倾听着。最后他说:“在国内的救亡运动,虽然多次的被压迫和摧残,但一般做救亡工作者,还是不怕危难地苦心地干着,只有用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苦干下去,将来一定可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当钱先生在报告的时候,态度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他那圆而肥胖的脸上,常常浮着微笑,一点都没有所有谓名流学者的架子。可是他在每一个问题的很细微的地方也不肯放松,一定要提起,这可见他涵养的深到,和对问题了解的透彻。但他对每一个问题只简单地说几句结论,却很少发表他个人的意见。
   在用饭时,我们简单地把东京一般留学生的文化活动的情形告诉了他,征求他给我们指教,但他却非常客气的笑着说:“我来东京刚几天,一切情形都不十分明白,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不过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先把一切文化团体的内部健全起来,然后站在统一战线上去联络那些和我们思想不同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
   这次的谈话总共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那久被幽禁着的心,好像得了新水的鱼一样,格外的欢喜。
   后来,我曾几次的拜访过钱先生,他当时正忙着写各杂志特约的文稿和编产业革命讲话,但当我每到他家的时候,他都是放下他的工作,很客气地招待我,这使我非常感到钱先生的可敬,尤其对我们青年的指导。
同年8月,钱亦石和董必武转往苏联莫斯科,被分配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同班的还有何叔衡、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人。他们在这里攻读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党史等课程,集中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在此期间,钱亦石认真研读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有感此书“确是唯物史观的开山祖,用其自己创新的方法解释历史的典范”,“这本书对于中国到现在还未失掉时效”,“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现代问题”。对当时的中国的工农武装革命有所裨益。于是,他参照英、俄、日文三个版本,不辞辛苦,在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最终将其翻译出来。但是,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译著未能付印,直到1938年7月,才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从精读《资本论》到翻译《德国农民战争》,钱亦石已经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拾得了唯物辩证法这把“解剖刀”。在不长的国外生活中,钱亦石结合在国内的革命实践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为他后来从事的文化斗争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