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授—钱亦石(三)
来源: | 作者:zxxianan | 发布时间: 2018-07-14 | 797 次浏览 | 分享到:
著书立说指航向
1930年12月,钱亦石化装成铁路工人经满州里回国,到达上海。阳翰笙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指示,和他联系并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钱亦石开始了他的著述和教授生涯,进行翻译著述工作。他在苏联翻译的思格斯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于1931年风雪之夜定稿。但在当时的白色恐布下未能出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才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因政治关系,他翻译的著作、撰写的论文和专著,多用啸秋、史庐、亦石、楚囚等笔名发表。他先后著述的《哲学常识》、《优生学大意》、《进化论浅释》》、《地质学概论》等书,均由神州国光社于“9·18”事变后出版发行。
民国21年(1932)起,钱亦石经中共党组织的联系,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现代教育原理》、《近代世界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创新了这些课程的体系。我国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张仲实在推荐钱亦石的著作时说:“他的国文程度,造诣很深,他的文笔流利,生动有味。同时,他的观察,也十分深刻。他对于每个问题都分析得很精到。所以,他的著作很受广大青年的欢迎。”钱亦石编著的讲义及专著,先后为进步书店出版发行。他以著述丰富,见解精深而蜚声文坛,被称为“红色教授”。
后来,钱亦石应教育家陶行知的邀请,常到山海工学团,讲授教育与实际结合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专题,从而推动乡村平民教育运动。他为了给广大青少年介绍良师益友,编写了《世界发明家列传》、《世界思想家列传》,启发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言行,作为“自己做人的指南”。在华北危机日深的时刻,为了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写了《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一书,内容深刻,形式生动活泼,深受爱国者的欢迎,被列为《青年自学丛书》第一辑,广为传播,影响极深。他著述的《财政学钢要》被收入《中华百科丛书》。针对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钱亦石又潜心研究国际问题,先后著有《产业革命讲话》、《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书,均由生活书店出版。
钱亦石先生在上海从事著译和教学时,许多青年革命者都得到过他的呵护和帮助。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调任皖南特委书记聂洪钧赴沪,接受去东北工作的任务,后因沪局机关遭破坏,未能成行。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聂洪钧任组织秘书,负责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在上海期间,得到钱亦石的大力帮助。1935年仲夏,从法国留学回国,经香港到上海的冼星海经常去钱亦石家里,多次聆听钱亦石的教诲。此后,冼星海成为他家的座上客,后来,他的女儿钱韵玲与冼星海结婚后,两人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
更值得一提的是何功伟。何功伟由于积极领导学生救国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局发出通缉令,要将何功伟等几个骨干逮捕。与此同时,何功伟被省高开除了。何功伟遭到通缉后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省高门口守株待兔,要将何功伟捉拿归案。何功伟想,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还是走为上策。他决意到上海去。可上海他人生地不熟,找谁呢?一天,钱亦石的长子丶老乡钱远铎到省高找到何功伟劝他出去躲一躲。何功伟把自己去上海的想法说出来了。钱远铎听后立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交给何功伟,让他去上海找他父亲钱亦石。
何功伟拿着钱远铎给他父亲的信到了上海,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钱亦石。何功伟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和前辈钱亦石讲了。钱亦石已从儿子钱远铎那儿了解到何功伟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是武汉学联的负责人,觉得眼前这位21岁的年轻人是个可用之才,便问:“你来上海有何打算?”
何功伟想了想说:“上海我人生地不熟,一切由前辈您安排?”
钱亦石想了想说:“你还年轻,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更谈不上上大学了。你有读书的天赋,书还是要读的。这样,秋季开学你先去读一年高三,明年再考大学。现在我给你找份恰当的工作做一做。你看可以吗?”
何功伟答应了,说:“好,我听您的安排。”
不久,钱亦石将何功伟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担任了全国学联的常委。他化名何明理,包含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意思。他的具体工作是协助唐守愚对各地学联通讯联络。全国学联办公是租的老百姓住房,它的对外通讯处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里面。何功伟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脱下了长袍,换了一套旧西装,蓄上了长头发,每天到处走动,收信或送信。回到机关就伏案写作,向各地学联写信,或者起草文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并常为全国学联刊物《学生的呼唤》、《学生之路》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也曾用钱亦石的名字为进步刊物写文章,介绍中国的学生运动。他创造性的工作,深得领导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钱亦石多次夸他,说他聪明能干,有志气,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
何功伟一边读书,一边搞工作。在正始中学读书期间,何功伟和方铭、黄若曦三人组成上海中学联党支部,他任书记,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36年8月,何功伟在胡乔木丶唐守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8月,何功伟任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1月。因叛徒出卖,何功伟被捕入狱。 在狱中,何功伟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识破了敌人的“劝降”伎俩,挫败了敌人的“感化”阴谋,严词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他还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歌声》:“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用歌声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武器。面对敌人先后十余次利用其亲属到狱中劝降,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他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为理想、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浩然正气。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百余级石板路上,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26岁。
在上海,钱亦石也非常关心和扶植进步青年,经常去给进步青年讲学,灌输革命道理。据杨应彬回忆:1935年冬天的某星期四,我在大场山海工学团,第一次受到他亲切的指导。这位钱先生走进房子里去了,我也跟着进去。——这间房子是我们最大的一间,平时是小朋友的课堂,星期天是我们的会议室。扯着一位姓马的同志我偷偷地问:“这位钱先生叫什么名字?”
“钱亦石先生。”
啊,是钱亦石先生?哦,钱亦石先生就是他?
我满心欢喜的进了讲堂,静听着他的说话,他第一句就说:“陶先生约好我来,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空,我一个人来的。我们谈话不要有什么拘束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
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年纪最大,但是他的精神却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烈。
这次演说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那就是他的说话非常精僻而完整有力;但是他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演讲结束后,他被我们包围在当中,解答我们所提出的实际工作问题。听了他和蔼温柔的语调,那滋味和幼稚园的教师耐心地给幼稚生们讲故事一样的深长,一样的够我们回味。
已经十二点钟了,他要回去,但是他还没有把我们所提出的一串串问题解答完。“你们如果还不吃午饭的话,我们一路走一路谈吧?”当然好啰!吃午饭有什么要紧呢?于是我们前后左右的簇拥着他,踏着污泥和落叶边走边谈地走向余庆桥车站。最后他上车了,向我们挥一挥手说:“再会!有机会我是还要下乡来的。”
此后,钱先生的仪容,宛然在我眼前呈现——不怎么高,然而石宝塔似的凝重;方脸,阔而高的眉棱,眼神和嘴巴虽不笑时亦蔼然使人亲爱,口音沉着,略带些湖北腔,我未尝见过他疾言厉色,然而他的不快不慢,镇定而有条理的谈吐,无时不给人以严肃之感。这是身经困厄而愈磨炼愈坚贞的象征。
家庭成了保护伞
民国十七年(1928)初,钱亦石因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去日本,其夫人王德训携家返乡艰苦度日。民国十九年(1930)冬钱亦石从苏联回国到上海后,王德训才和全家到上海定居。钱亦石一家6口,夫妇两个加上4个孩子,住在公共租界赫德路正明里。这时钱亦石工作更为繁忙,经常有地下党的同志在家中秘会或隐蔽。王德训相夫教子,操持家什,带着子女为同志们烧水做饭,衣洗裳,望风放哨,有时还为他们传递密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从东北脱险到上海,因被捕后受电刑过度,身体极度衰弱,他到上海来是疗养的。当时,陈潭秋住在法租界爱多亚路安南里,即董必武原配夫人处,钱亦石住公共租界赫德路正明里,两处距离较近。为了使陈潭秋早日康复,以及减轻组织和董家的负担,钱亦石和同住正明里江子麟,潘怡如三家,为陈潭秋轮流煨鸡汤丶肉汤丶送报刊和进步书籍,如此两月有余。这些工作都是经钱亦石让钱韵玲和钱运铎完成的。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照顾同志虽是革命者应有之义,孩子出动,虽不易引起注意,但终究是有生命危险的。
董必武于1932年从莫斯科回国,转赴中央苏区前,在上海小住。钱亦石命钱韵玲给董必武送文件和进步书刊,更主要的是送饭。董必武住处是个秘密,除了钱亦石和钱韵玲知道外,就连钱亦石夫人和儿子钱运铎都不知道。钱韵玲和父亲单线联系,严守纪律,保守秘密。钱亦石教导女儿,要特别注意敌人盯梢,万一被盯上了,就在大街小巷兜圈子,直到甩掉为止。钱亦石曾问钱韵玲要是被敌人捉去如何?钱韵玲回答:“不说,打死也不说”。这话刚毅中带有孩子气,董必武非常喜欢她,信任她。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钱亦石极具警觉性。他常常对子女讲,若有不认识的人问及他,要孩子们回答“没有这个人,你找错了地方”这之类的话。要是钱亦石在家,他便会在亭子间看望,确认是自己的同志,会让孩子请上楼。因警觉性高,钱亦石在上海居住了十年,做了十年革命工作,总能安全有序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钱亦石是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经常有同志在他家研究工作,为了安全钱亦石不得不两三个月搬一次家。有人被捕或基层党组织遭到破坏,钱亦石更要离家躲避,由儿子钱运铎找房,待平安后回家。钱亦石常躲避的地方是法租界中华学艺社招待室,那里是自然科学学者丶名流组织的联络机构,敌人不注意。那时常到钱亦石家的党内同志有田汉,陈翰笙丶夏衍丶廖体仁等,党外人士有张志让丶沈志远丶章乃器等。他们在钱家每月开会一两次,每次三丶四人。开会时,钱亦石除了安排聚会者以吃饭和打麻将做掩护外,以发动全家待之。由母亲和妻子做饭,让钱韵玲在后门择菜,洗菜并兼放哨。安排钱远镜纠合邻居孩子在弄口玩耍以作观望,而让钱远铎在二楼亭子问窗口注视远镜的动向,若有异常,钱远镜以暗号通知钱远铎,开会的人便打起牌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钱亦石夫人口述材料曾强调过此事。钱亦石以多种形式宣传革命。1933年秋,钱运铎和钱韵玲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为了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钱亦石多次交给钱韵玲一些或铅印,或油印的党的宣言和告群众书等之类的文件,要钱韵玲秘密散发。钱亦石在学生中宣传革命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同在薪华艺专的钱运铎,听说课堂和画室等处发现了中共文件,都不知何人所为。钱亦石重视革命歌曲武装下一代。钱韵玲毕业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夏,教小学音乐课。钱亦石从田汉处拿来聂耳谱的歌曲,让钱韵玲拿到学校去教学生唱,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丶《开路先锋》丶《大路歌》丶《毕业歌》丶《前进歌》等。
文化战线一旗帜
1935年11月23日午夜,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被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史竦七君子案。钱亦石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七君子”被逮捕后,钱亦石四处奔走,进行营救,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度合作,他们被释放出狱为止。他的每一滴热血,每一粒汗珠,都洒在民族革命这株鲜花上、沃土上,使它发芽滋长。为了按时参加筹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集会,钱亦石置家里一个刚去逝的孩子而不顾,直到他在会上作了有条不紊的布置,才回家收殓爱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钱亦石总是这样对革命忠贞不渝,公而忘私。
钱亦石和周扬、阳翰笙、夏衍等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并和党外进步人士团结战斗在一起。他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亦称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1936年至1937年,钱亦石任“社联”党团书记、“文委”成员以及“苏联之友社”的党团书记。他的主要活动是团结左翼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学生、职工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运动。
钱亦石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新中华》、《世界知识》、《中华公论》、《辞海》等杂志和书籍。他和茅盾、陶行知、邹韬奋等人编辑《中国的一日》丛书,目的是“使大众能认识现实,引起改造现实的动机,勇敢地负起时代的使命”。钱亦石对于旧社会的斗争,丝毫不肯退让、姑息,虽在很困难的环境中,他与同志们继续着秘密的工作。钱亦石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之前,曾多次为中央组织部办的干部训练班讲授如何坚持在白区的工作,怎样粉碎敌人对革命文化“围剿”的问题。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猖獗,国际形势日益严峻,钱亦石更加关注形势的发展,潜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解剖刀”,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形势的发展,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侵略的阴谋。这些论文后来编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等书。1936年前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董必武指出:“前列三书,都是极精甚警策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都在我国抗战之前,那时不仅法西斯和纳粹德意志都是我政府所视为亲密的朋友,即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当作我们公开的敌人。亦石先生排除一切障碍,公然指责日德意为侵略者,并结为三位一体的侵略阵线—三角同盟。这是何等大胆的露骨的指责啊!”钱亦石告诉我们:“这三个帝国主义者是和平的死对头。
7月7日,日寇开始了对我国新的侵略进攻,亦石先生的预见完全被这些事实所证实了。”这些论文“不仅是国内第一流论文,即置于国际第一流的论文中也毫不逊色。”(董必武:《反侵略中纪念钱亦石先生》,载1942年1月29日《新华日报》)。
1936年西安事变后,钱亦石化名钱谷荪,以治病为名,再次赴日本东京。他以写作《产业革命讲话》为掩护,给留日进步学生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上海救亡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我们应该先把一切文化团体的内部健全起来,然后站在统一战线上去联络那些和我们思想不同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在国内的救亡运动,虽然多次的被压迫摧残,但一般做救亡工作者,还是不怕危难地苦心地干着,只有用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干下去,将来一定可以争取最后胜利。”这次谈话达三个多钟头,听报告的留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久被幽禁着的心,好像得了新水的鱼一样,格外的欢喜。”
这次在日本,钱亦石还和郭沫若进行了深谈,表示欢迎他早日回国与之并肩战斗。


抗日前沿任队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钱亦石全力以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他以“国难教育社”理事身份,常和夏衍等一起向广大民众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同时,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工作,任编委。
8月9日下午,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两人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挑衅,当即被我守军击毙。“虹桥机场事件”的发生,为日军在上海悍然发起进攻找到了借口。事件发生后,中国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掩护下,向闸北西宝兴路我军阵地发起进攻。同一天,江湾路八字桥以及闸北青云路、宝兴路、虹口北四川路等处也相继开仗。停泊在高桥的日本战舰则向我虬江码头至沪江大学一线猛烈炮轰。下午4时零1分,日军海军陆战队驻地挂出信号旗,日军全线出击。历史上称“八一三”事变。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组成大型的文化政治工作机构——战地服务队,周恩来亲自点名由钱亦石担任少将队长,钱亦石欣然受命。
战地服务队的成立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蒋介石从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转变到停止内战实行抗战的政策,是经过“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逐步形成的,而西安事变则为其改变错误政策的起点,虽然是被迫的,但仍不失其为一大进步。然而蒋氏用以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则始终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日寇秘密谋和活动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实践其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而是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反对全民总动员的人民战争。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炮声,终于使抗日的战幕从华北向华东拉开。党中央鉴于当时上海进步力量积聚过多,虽有英租界、法租界作依托,但敌强我弱,容易袁为孤岛,故明确指出,应通过各种渠道将一些进步力量往后撤。主要是:工厂职工随厂内移,学校师生随校内迁,而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文化界人士和其他进步力量,则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分别转移到内地去,到战地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国民党军队去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工作。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将军,曾与我党密切合作,战绩卓著,特别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叶挺同志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诸役中,战果辉煌,威震中原,曾被誉为“北伐先锋”,第四军则因英勇善战,功勋卓著而被誉为“铁军"。张发奎对整个国民党乃至他个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所得到的好处,是感受颇深、记忆犹新的。为此,“八.一三”的炮声一响,他便亲自去拜访北伐时期的老友郭沫若同志,要求为其所属第八集团军建立一个类以北伐军中的政治部。郭沫若原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七七"事变发生时,为了“请缨、投笔”而“别妇抛雏”。只身冒险从日本赶回祖国参加抗战,当时担任上海救亡总奎会长。郭老眷念公谊私情,随即根据张发奎将军的请求,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会同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刘晓、潘汉年、夏衍、钱亦石等同志进行筹建。张发奎原先要求在该集团军正式成立政治部,但蒋介石、陈诚不答应,随后改为战地服务团,也认为“名堂”太大,最后改为战地服务队。关于队的机构,共分三科六股,原定总务科、组织科、宣传科和庶务股、文书股、组织股、调查股、艺术股、编印股等。但后来又认为组织科、组织股“权限”太大,唯恐被利用去自动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难以统一指挥,最后即改用外务科、征调股这个名称,但实际上仍为组织科、组织股。随后,我们就利用蒋介石、陈诚正式批准的这一合法组织——战地服务队。郭沫若认为战地服务队队长非亦石先生负责不可。郭沫若把自已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答应了。钱亦石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是由钱亦石、杜国库、左洪涛、张健甫、石凌鹤、刘田夫、何家槐、孙慎、林默涵、唐瑜、张凌青、杨应彬、王河天,沈振黄、朱河康、麦新、吉联抗、王亚平、柳倩、朱纪仁、周范文、时玳、张明之、肖崑、刘曼华、吕璧如、方兮、沈丹风、彭朗、邢逸梅、金树培、王昌明、郁应恺、高丽萍等三十四人组成,这其中有学识渊博的教育家、理论家、革命家,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有经过严峻考验的组织工作者,有优秀的青年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摄影家。从当时的组织结构来说,这支革命文化政治工作队伍,可谓“兵强马壮”。
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根据必需与可能,拟相应地在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建立一个秘密的战斗保垒——中共特别支部。于是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和第八集团战地服务队成立时,共有中共党员十二人,他们是:钱亦石、杜国库、左洪涛、刘田夫、石凌鹤,何家槐、孙慎、杨应彬、朱河康、王河天。由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左洪涛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采取秘密联系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样,特支就成为战队的领导核心,战队则成为特支的外围组织。特支成立之初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战地服务队属予群众性的团体的外围组织,是公开的、合法的;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属于地下党,是秘密韵、非法的。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在庐山和蒋介石、陈诚谈判时,有一个口头协定,即国共双方都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组织上考虑到钱亦石要照顾全面,要多做点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要负责和上级党委联系,因此没让他进入党小组,而由左洪涛负责同他单线联系。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关系在中央局,是中央领导同志或派专人直接联紧的。
战地服务队成立之后,立即拟定了计划,谱写了队歌。由孙慎作曲、钱亦石作词的《战地服务队歌》,充分体现了我党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和我国志士仁人奔赴战地激励军民抗日救亡的高尚情操、牺牲精神和奋斗决心。
脱掉长衫,
同赴战地,
一面唤起民众,
一面教育自己,
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
把身体炼成铁,
把意志炼成钢,
把大家炼成分不开的集体,
以热诚励士气,
以鲜血染征衣,
努力!努力!
动员全国同胞,
争取抗战到底!
努力!努力!
动员全国同胞,
争取抗战到底!
1937年9月25日,钱亦石带全体队员到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他向军团首长表示:“我们这一群誓死努力工作,直到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战地服务队首先在浙江嘉兴,一面进行短期军事操练,以适应战地“军事化、纪律化、战斗化”的要求,一面深入城乡,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十月中旬,便沿着杭州湾北岸,经平湖、乍浦、金山卫挺进到奉贤(南桥)第八集团军指挥所,开始对战地军民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
在接受军事训练期间,钱亦石和队员们一起上课出操,一起射击打靶,一起练习唱歌和创作新歌。并亲自率领队员,每日徒步十里,往返于嘉兴县农村,发动群众,支援上海抗战。不下乡时,队员们整天可以看见他在办公室里巡视着,指示着,每个文件都要经过他亲自审阅,连发出去的信件,为了慎重起见,他也要亲自过目。在嘉兴,是战地服务队工作的一个开头。在全体队员大会上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出“生活简单化,行动纪律化,工作集体化”的要求。同时确定了工作的民生集中制。
十月十六日,战地服务队开到前线的后方——浦东奉贤南桥,刚到达的第一个晚上,他便向全队指示工作方针:“应该把在嘉兴二十天工作的经验,配合此地的客观条件,灵活地运用起来。据调查,此地主要出产是棉花,向来卖给日本工厂,但今年非但收成减半,价钱跌落,然而还是销不出去。大家在工作中要把棉花问题跟抗战配合起来。”战地服务队的工作没有被架空和能联系人民的生活问题,完全是由于钱队长的正确领导。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实行军民联合抗战,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各发挥其专长,做各式各样的宣传:刷标语、办壁报、撒传单、写诗、出小册子,利用报纸副刊、演剧、歌咏,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众集会、军民联欢大会等动员民众。为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素质,钱亦石多次到部队讲中国政治史,阐明政治与军事、经济的关系,使指战员明确为什么打仗和为谁打仗的道理(这些讲话,后来编成《中国政治史讲话》,1939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队,建立了秘密的战斗保垒——中共特别支部。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作用。钱亦石更是身先士卒,从全队的工作计划,到队员的个人生活,从文字宣传,到调查资料的整理,都一一参加和注意。往往直到午夜,队员都休息了,他仍独自在办公桌前工作。队员催促他就寝,得到的回答是:“还不倦,做完它,明日还有别的事。”大家都佩服他精神好。
据左洪涛回忆:他(钱亦石)和人谈话时,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端端正正地坐着或立着,头不摆,脚不动,老是保持他原来那种亲切的端正的姿态。他的谈吐,明白晓畅,持重而有力。从他的举止行动看起来,总觉得他十分严肃可畏。但一和他接近,又觉得他很热情,很可爱,很可亲。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分析得清清楚楚,决不肯马虎一点。对于个别同志认识上或行动上的错误,总是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服,从来就没肯放松过。他最喜欢检讨工作,同志们口头或文字的工作报告,他总是一句一句的听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着,然后一点一点地给同志们指示出来,就是最小的事,他也喜欢管。但对于整个政治上的和工作上的领导,仍然抓得很紧,表现得很坚强。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三”上海抗日烽火燃起后,钱亦石的小儿子钱远镜正在中学读书,在父亲的影响下,毅然加入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他随服务团一起来到设在上海福煦路正行女子中学的“第十伤兵医院”为伤员服务。当他第一次看到鲜血淋漓的伤兵时,心情异常紧张,闻到血腥气味就有些作呕,但马上就认识到,这鲜红的血,正预兆着中华民族抗战胜利之光。于是,他把全身的力量全部豁出去,积极为伤员服务,送汤送药,端尿端屎,抢伤员,抬担架,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只有在伤兵面前是愿意的。要是换了别人,拿无价之宝也请不了我一次。”
当他离开医院时,伤员们依依不舍,争先巩后在他的纪念册上签字题词。战士钱龙章称他为“少年模范”。连长黄佑民说:“予睹其侠义勇敢,不惜牺牲,实堪钦佩。”短短的20天中,钱远镜给伤员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8.13”抗战烽火,燃烧着每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心,素有爱国思想的钱远镜再也没有耐心坐在教室里听课了。这年9月,在父亲的授意下,钱远镜毅然离开上海,赴延安抗大学习。临行前夕,钱亦石亲自为钱远镜题词:“胆要大、心要小,思想要坚定,耳目要聪明,态度要廉和,行动要机警,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可参加民族斗争。”钱远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三期毕业后,被分配到鄂南抗日的第一线,先后担任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等职务,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后因汉奸告密而惨遭日寇杀害,年仅22岁。